授课老师袁歆告诉记者，这期整套项目的实训课程已有四课，曾带老人做游戏忆儿时、在老地图上寻回忆中国好声音最后一期，通过互动的方式勾起老人的回忆。同时，项目组还给老人制定了一本“人生绘本”，把回忆细化成“故事的起源”“忆我儿时”“漫漫求学路”“工作篇”“家庭篇”“我的迁移、我的轨迹”“闪闪发光的我”“艰难岁月”“爱我所爱”“时代变迁”“把握今天，珍惜现在，过好余生”等，并在每个部分提出更具体的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带他们书写中国好声音最后一期，都答完后，他们的一生基本也能梳理出来。”袁歆说。
曹震琴便是对着大纲，完成了自身回忆录的书写。今年6月开始，老人每晚雷打不动地花两小时写字，再由项目组的志愿者帮忙打字整理。除了在问答的框架下从记忆的最深处梳理记忆，他还把家里父辈、自身、子孙辈的照片找出来认真翻拍、扫描，末了斟酌写下前言，一本图文并茂、充满仪式感的回忆录便做成了。“对外应该不会发布，留给我小孩看就很好了。”曹震琴笑眯眯地说。
“荏苒光阴转瞬即逝，芸芸众生遭遇各各迥异。每年年终亲戚小辈都会聚集一堂笑谈家常、互道珍重。我父亲生前珍藏的一些旧照片被我整理成了一册，连同儿孙小辈年幼时和成长喜庆吉日聚会也各有一册。年轻人放下手机争相传阅、其乐融融。我想这就是《人生回忆录》编者的设想：让我们老人们完成心愿，创造喜悦、回顾生命过往、留下爱，促进家庭和谐的初衷吧。”曹震琴在前言中写道。
“高中的通知书下来了，我很高兴地给阿拉娘看。到9月9日，学校开学第一天中国好声音最后一期，下午放学后，我突然感觉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风很大，要下雨，本来同学们一起出的校门，我说我先走了，夹起书包就奔回去。奔到家一看，弄堂口好多人，实际上就是我家里出事了。等我到家，我外甥女跟我说，小舅舅，外婆走了，人在医院。我把书包一扔，狂奔出门，那时天上的大雨就一下子落下来了。”
在路上，王爷爷想起，中午学校放回家吃饭时母亲的样子。“阿拉娘那时坐在座位上，不吃不喝，看着我们吃，我们说你怎么不吃，她说吃不下。我一路跑一路想，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到了医院一看，娘还在给医生抢救。我就坐在手术室门口，听外面的雨越来越大……后来，我大姐姐把我搀回去了。回家我才看到，娘床前有个板，留着个瓶子，原来，她是在那里喝一种消毒药水走的。她为什么要走？她当时的病其实有药可以治，但是没钱啊，她不想拖累这个家庭。所以那天，等我们中午吃完饭都走了没多久，她就睡在地上，服药自尽。她一生要干净，走的时候，床上都是平整的。”
“她在之前的课上讲，上世纪90年代，在工作和家庭都稳定后，她执意要去考本科中国好声音最后一期，当时她身边没有人理解她这个举动。”袁歆说，“其实钱奶奶曾有升学的机会，也一直很努力，但那个年代给人的局限太多了。这是她解开自己心结的方式。”在人们如今对继续学习习以为常的当下，回看钱奶奶当时的坚持，袁歆心生敬佩，“我们都很期待她的视角的故事。”
月凤奶奶则很安静。她有些瘦小，脸上常挂笑，听人讲话时十分认真。老师希望大家写下自己参与课程的寄语，她捏着笔有些急，向记者求助，坦言自己不会写字。“月凤奶奶没有机会受多少教育，但是我发现她每节课都准时来。她就是很爱听大家讲故事。”袁歆说，有时下课后中国好声音最后一期，月凤奶奶会小步追上袁歆，稍稍聊聊自己的事儿。教室太大了，袁歆感觉，月凤奶奶还没有酝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这也告诉我们，老人也是需要因材施教的，可能放到一个小一点的空间，她会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孙奶奶因为属狗，自称“旺旺”。79岁的旺旺奶奶在现场分享说，自己和爱人在金婚纪念日，双双签了遗体捐献协议。去年，为庆祝丈夫入党近六十年，她的儿女请出一个月的假，带老两口从上海出发，沿318国道一路行至珠峰下。“我想我们过世后，后人能记住我多久？没有必要占据土地。老人总要生病，趁我病前还站在这片土地上，要珍惜眼前中国好声音最后一期，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旺旺奶奶跟记者说。
“刚开始做这件事时，我们也觉得困难重重，但通过回忆录，老人们分享历史、结交好友，关于老人的更多事被结合进来了，这个事情开始向纵深发展了。”袁歆觉得，渐渐地，自己也成为了被教育的一方，“每个老人都是历史的一片，身上背着一些历史沉重的部分。有些老人讲过去自己战乱中去香港避难，有些讲自己从家暴中逃离，但在这个场合，他们的分享透出一种‘段子’般的从容，甚至是正能量的，这是很触动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