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在中华文化的远古时期，神灵崇拜占据重要地位，如商代人笃信神灵，以占卜获取神灵指示，其统治者相信祖先与天帝同在可保王位稳固。周伐商纣时提出“以德配天”，周代统治者开始更多关注天下苍生，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至春秋时期，“人为贵”理念兴起，先秦文献中多有相关主张和争论。后世历代思想家从多个角度论证“人为贵”。
这些论证构成了中国古代尊严观的四个层次，形成了“道德尊严观”。其价值主要在于，首先将人的道德自觉和责任意识作为尊严的基础，指明了人之尊严的重要维度拳王创世纪，人是具有道德自觉和责任意识的存在，这是人享有人的权利的重要先决条件。其次，以人的道德发展潜能作为尊严平等的依据，区分了人的道德发展潜能和道德践行实现，前者为人人平等的人格尊严提供了人性基础，后者决定了现实的道德地位和评价。最后，在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定义人的尊严，预设了“社群的”个人概念，通过个人在家庭等关系中的行为实现价值和尊严，且尊重他人尊严也能确认自己的尊严。
严复和章太炎最早将西方“自由”观念介绍到中国。严复将自由定义为“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强调要为个人自由划定界限，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群自由的关系，认为当时中国应将国群自由置于小己自由之前。章太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自由元素，认为庄子的“无待”体现自由精神，孔子以来的“依自不依他”精神是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通过对“自性”的分析强调个人独立性和人格权利保护。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积极倡导自由民主。现代新儒家学者张君劢强调，人生是自由行为过程，认为儒家注重精神文明，追求精神自由能促进个人和民族文化发展，国民应养成自由人格，国家应保障个人自由发展，个人自由应受国家权力制约且与民族大自由相互依存，同时应区分国家行政效率与社会生活中对个人自由的保护。
在尊严主体上，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为贵”“以人为本”理念，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强调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念的确立，使当代中国人权观更加注重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发展的有机统一，保障人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项权利，让人民真正成为人权事业的主体参与者和受益者。
在尊严内涵上，从内心精神自由扩展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尊严重要内容，将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参与政治生活权利，实现多种民主形式相统一。这使当代中国人权观更加丰富立体，既关注人民物质生活改善，又注重精神文化需求满足，既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在尊严保障上，从传统德治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强调依法维护和保障尊严与权利，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确保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引导公民依法维权和履行义务，开展人权宣传教育，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公职人员人权知识培训。这为当代中国人权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人权实践不断发展。
在尊严范围上，将尊重人的尊严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共同享受尊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还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这表明当代中国尊严观和人权观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常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权理论与制度、公共治理与冲突管理。出版《人权的理想·悖论·现实》《当代中国权利规范的转型》《中国人权保障政策研究》等学术专著，编写《欧美哲学通史》(现代哲学卷)、《公共冲突管理》《领导学教程》等教材，担任《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副主编、《中国人权在行动》系列丛书主编，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参与多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多部政府人权白皮书的起草工作，多次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和边会并作发言。
唐颖侠，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自然资源法学会常务理事。天津政府法治智库专家。《人权研究》期刊编委会委员、《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审稿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法、人权法、气候变化法，多年来致力于人权指数、环境权利、儿童权利、气候变化与人权等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