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4年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收暨项目洽谈会《尚书》是中华典籍中最古老的经典之一。不同于后世思想家的论著，它是上古圣君贤臣关于现实政治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王室档案留存，成为留给后世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思想遗产。此书中深藏着哪些“人权”思想？它对全球人权治理有何启示意义？从事思想史研究40余年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姜广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姜广辉：《尚书》首篇《尧典》，终篇《秦誓》，大约反映距今4000年至2600年前的古代社会生活。其前期属于原始氏族公社共产制社会，后期属于周王朝分封采邑制社会。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在世界各民族早期历史都曾有过，当私有制国家出现后，这种社会形态在西方很快就被破坏掉了。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原始的血缘氏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非但没被破坏今天的我们，反而得到加强。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往的历史观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是正常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不正常的。对此，张光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从中国古史中看到的文明演进路径，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今天的我们，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形态。”
采邑主属于贵族，其采邑可能由一个或许多个氏族族群组成，而一般氏族成员成了采邑平民。作为贵族的采邑主与作为平民的氏族成员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但并非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相对抗的关系。相反，采邑主与采邑平民因同处一个共同体中，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采邑主因有巩固现有社会地位、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需求，需将本采邑的平民变成自己最信赖的族人和战士。因此今天的我们，平民之间仍保留着原始氏族共同体兄弟般的友情，平民与贵族之间也保持着亲长般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而言，采邑中平民的地位较此前并无明显下降。若从“人权”的视角来看那时的民众，状况并非很差。也就是说，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国家过渡时，并没有走向西方古罗马那种奴隶制的极端形态今天的我们，而是发展为一种较为温和、较符合人道的文明社会形态。所以不能因此认为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形态是正常的，而中国所走的文明国家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
“协和万邦”是佑护人类的重要理念。这在《尚书》首篇便已点明。尧、舜时代是所谓“天下万邦”的时代，当时每个氏族族群都在思考，同为人类，大家是否都有生命安全、生存发展的权利？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权”问题的逻辑起点。尧帝将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视他人为兄弟、他国为兄弟之邦。中国文化的智慧重在处理和解决人际关系，而最大的人际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今天我们已清楚看到，此问题若处置不当，将会导致人类毁灭。这一真理在四千年前已由中国圣人揭示。
“尧舜禅让”是树立“推选制”的典范。“尧舜禅让”讲的是最高执政者的推选制度，有些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推选新执政者，但中国的尧、舜时期要比古罗马早两千年。这种推选方式注重个人品德、能力和业绩，而不在乎身份显赫或微贱，其意义就在于人人都有被推选权。“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晚清康有为曾如是揭示上古尧舜“禅让”的意义。
“汤武革命”开创“反暴政”的传统。近现代人们曾认为“革命”一词出于晚近。其实，“革命”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词汇之一，也是一个相承不衰的优良传统。《尚书》中记载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的文献，表明了民众在统治者暴虐无道时保留“革命”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民权”。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重民”思想。何为“民之所欲”？“欲”就是需求。我们可将《尚书·泰誓》中的“民之所欲”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需求层次”联系思考。其关于人的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求，在《尚书》及其后的儒家思想中都有积极肯定的资料。至于第五项“自我实现需求”，从《尚书》中还看不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的相关资料。大约从孔子创立“私学”时，一部分民众通过游学方式来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姜广辉：当今世界今天的我们，一些西方军事强国一方面高喊“人权”，一方面实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对别国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犯、破坏和威胁等，实际上是对“人权”的公然肆意侵犯。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呼吁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加以规范，制订新的“第三代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弥补现今《世界人权宣言》之不足。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倡导中国儒学理念，以抗衡宗教压迫和封建统治，为资产阶级兴起张目。所以西方在制订第一代人权时，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作为法国国民公会1789年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4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学者张彭春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唯一副主席，实际参与主导了第二代人权代表作——《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这部人权宣言不仅吸收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观念，还将儒家“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良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等许多思想观念融汇其中。我认为，中国人在世界第一、二代人权宣言制订时没有缺席，将来在第三代人权宣言制订时也不会缺席。(完)
